繁體 | 投稿 | RSS
  训导文集 圣教法典 信理神学 多语圣经 释经原则 圣经发凡 教义函授 慕道指南 弥撒总论 再 慕 道 同 根 生 剖析闪电
  天主教理 教理纲要 神学辞典 思高圣经 圣经注释 圣经十讲 神学词典 天主教史 礼仪问答 告解指南 辩护真理 圣月汇集
  梵二文献 神学论集 神学导论 牧灵圣经 圣经辞典 认识圣经 要理问答 祈祷手册 弥撒礼仪 大赦汇集 新答客问 宗教方志
您当前的位置:首页 > 文章 > 入教指南 > 教会历史

耶稣会的早期影响与19世纪的中国知识人

时间:2022-04-26  来源: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  作者:费正清 点击:
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广泛接触始于16世纪晚期,耶稣会传教士随着葡萄牙人由海路到达中国。他们的双重使命已家喻户晓:不仅在中国传播数学、天文、地理、水力、历法以及铸炮技术等西方知识,并且将中国的思想(尤其是儒学)介绍到欧洲。耶稣会士很快发现,影响中国的科学要比影响其宗教容易些。认识到这一点之后,他们开始把科学当作接近中国士大夫的手段。虽然有中国人零星地皈依了天主教,并且参与编纂和翻译西方的宗教和科学书籍,但是大多数中国士大夫仍囿于中国中心的文化传统,并未真正接受西方思想。
 
杰出的耶稣会先驱利玛窦(1552—1610)力图使天主教适应中国思维。大体上讲,他接受先秦儒家的思想,反对汉唐以降的儒学新义,尤其反对宋代的理学。他接受儒家的“上帝”一词,在儒家经典中“上帝”是最高的神明;但他不接受理学的“太极”概念。同理,利玛窦和他的追随者赞成“先儒”(早期儒家),反对“后儒”(后世儒家)。
 
罗马教廷同理学的宇宙观有几项重大分歧:其一,理学不承认宇宙间有造物主或全能的神,相信万物的生长靠的是“理”(自然法则)。其二,理学承认“心”(精神或良知)的存在,“心”与基督教的“灵魂”概念相仿,但是理学不承认这种精神或良知是神赋予的。其三,理学承认每个人都有能力和自由意志去达到自己的完满状态,并摆脱罪孽,而且无须上帝的庇佑就可进入天堂。天主教徒和理学家都力图理解宇宙,分辨真理,培养德行,教人向善。但二者目标的相似性却足以导致竞争和冲突。
 
中国人对西方兴趣的不同类型
 
有些中国士大夫,如徐光启(1562—1633)等人,接受了西方科学和基督教,相信西学可以补儒学之不足,并且取佛教而代之;儒教和基督教完全可以并行不悖。他们之所以接受利玛窦的学说,首先是因为欣赏耶稣会士哲人加绅士的身份。一位晚明士人写道:
 
天主国在佛国之西,其人通文理,儒雅与中国无别。有利玛窦者,自其国来,四年方至广东界。其教崇奉天主,亦犹儒之孔子,释之释迦也。其书有《天主实义》,往往与儒教互相发明,而于佛老一切虚无苦空之说,皆深诋之……余甚喜其说为近于儒,而劝世较为亲切,不似释氏动以恍惚支离之语愚骇庸俗也。与人言,恂恂有礼,词辩扣之不竭,异域中亦可谓有人也已!
 
由于耶稣会士掌握着火器技术和其他应用科学,朝廷便将他们召入京师。这同日本大名的做法如出一辙。远在利玛窦1601年在北京获取朝廷俸禄之前,欧洲火器已经流入华南地区。然而,直到1592年日本入侵朝鲜时,火器才得到中国人的广泛认可。日本早在1542年就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火器,凭借火器之利大败朝鲜。于是,中国人认识到了改进武器的必要性。1622年,明朝已经受到崛起于关外的女真政权的威胁。于是明朝皇帝遣使至澳门,请耶稣会士协助铸炮。翌年,协助铸炮的西洋人应召入京。1628年,瞿式耜(1590—1650)上奏皇帝,请求学习制造火炮等西洋武器;瞿氏称1619年已有上谕命徐光启搜求西洋火炮,且徐氏已得到4门。1621年,李之藻(卒于1630年)又从广州购得23门。明朝觅购西洋火炮以抵挡女真人,恰似200年后清政府在上海采购火炮,并请“常胜军”镇压太平天国。明朝不但想获得葡萄牙人的火器,还从澳门招募三四百人抗击女真。由于担心西洋军队深入腹心,这一任务在南昌被取消了。只有指挥官公沙的西劳(Gonzales Tedeira)等数人到达了北京。
 
此后,耶稣会士和其他外国人纷纷从澳门进京,有的制造武器,有的直接在军中效力。1639年,毕方济(Franciscus Sambiaso)进献给崇祯帝许多礼物,有钟表、望远镜、地图、风琴和镜子,还有一只鹦鹉。他上奏皇帝,建议他留意于修历法、选矿藏、促进国际贸易、购买西洋枪炮等事。这其实是一个中国的现代化计划,但是明朝正忙于抵抗女真,对于这些建议,崇祯帝只对历法和枪炮感兴趣。
 
虽然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士大夫皈依天主教的事迹已家喻户晓,但此事仍有几处疑点。其一,据说到1640年为止,已经有几十位士大夫和皇族皈依了天主教。到底是天主教的哪些因素使他们友善地接受了天主教呢?他们受洗到底是意味着接受天主教的基本信条,还是因为他们只是出于理性主义,相信基督教同佛教、道教相比不那么不食人间烟火?徐光启和李之藻都对西洋的枪炮感兴趣。利玛窦也接受了一些汉文词汇(如“上帝”),并且承认先秦儒家思想的正确性。这些迹象是否表明,中国人入教并不是从根本上皈依了新的信仰,而仅仅是一种宽容的表示?
 
其次,有一点值得注意,耶稣会在华的直接影响是通过有实用价值的器物实现的,如火炮、历法和利玛窦的世界地图。为什么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,士大夫的著述中很难找到基督教的蛛丝马迹?有人会说,这是因为清政府的禁教政策断绝了中外联系,使得本就为数不多的信徒后继乏人。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来了:为什么非教徒的士大夫没有能够受到西方知识和思想更持久的影响?
 
这些疑问引出了一个更复杂的问题,即中国人的宗教意识。中国人宗教经验的历史悠久而复杂。7至8世纪,佛教在众多信仰中异军突起。佛教相信有拯救者,拯救者是人格化的,也是神圣的。我们知道佛教对后世的理学影响很大,但究竟大到何种程度还没有定论。显而易见的是,佛教经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人后来对基督教的反应。至于影响的方式究竟如何,仍然有待研究。
 
如果把眼光放长远一些,看一看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之后几百年的情形,我们会感到,在19世纪的中国官员眼里,17世纪引入西洋火器是一个有用的先例。既然200年前中国使用西洋火炮的史事彰彰可考,要中国官员承认西方武器的先进就没有那么困难了。
 
反对西方宗教与科学的保守主义者
 
中国人反对西方传教士,部分是出于排外情绪,比如怀疑他们是间谍之类;也有人是出于道德上的顾虑,因为基督教的礼仪有悖敬天、敬祖、尊孔的中国风俗;还有的则是出于同行的嫉恨,认为如果天主教大行于中国,儒、释、道三教就要衰微,三教中权贵们的地位就会不保。果然,1610年利玛窦死后不久,麻烦就来了。
 
崇信佛教的统治阶层极力反对天主教。大多数士大夫也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西方宗教。他们不但厌恶西方宗教,也同样厌恶西方的科学。从1659年起,杨光先(1597—1669)连篇累牍地抨击天主教,并诋毁汤若望所修的历书。1664年,他参奏汤若望的天文计算有误,还声言传教士有教徒“数百万”,散布各地,妖言惑众,图谋不轨。
 
历法之争其实是由守旧者挑起的。可以说,这是中国知识界第一次对西洋人表现出不安。而1840年至1842年间的鸦片战争,则是这种不安在政治上的首次表现。守旧者反对西方的科学仪器,认为钟表价昂而无用,认为大炮不足以杀敌,却常常炸伤己方炮手。他们还批评利玛窦的世界地图,中国在图上没有居于正中,而且面积也不够大。他们还反对西洋绘画,因为笔法有欠遒劲。
 
但是,这种反对并没有点到死穴,于是守旧士大夫又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:引用风马牛不相及的儒学经典去驳斥西方的新知。杨光先认为,尧、舜的历法纵使有欠精确,也应当行用于世。阮元(1764—1849)是19世纪反西学的代表人物,他说地球自转说有悖儒经,难以取信于人。还有一种批判思路则更厉害,即将西方新知附会于中国旧籍,然后宣称西学源出中国。循着这种思路,有人宣称西方历法出自《尚书》的《尧典》,而西方人关于地球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则来源于《曾子十篇注释》;圆周计算公式是由祖冲之(429—500)推演出来并传于后世的;代数据说是元朝人李冶(1192—1279)的发明;而西方数学的其他部分则源于古代数学经典《周髀算经》。
 
对西方科学的种种非难背后,藏着一个基本的政治现实:天主教不但是一个外来宗教,而且认定罗马在精神地位上高于北京,清朝统治者绝不会容忍这样的宗教在中国传播。早在1640年,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已经禁绝了基督教,并中断了对外交往(只留长崎一处与荷兰通商),认为二者在政治上是危险的。在17世纪末的中国,只有两个省有天主教修会。雍正年间,中国禁止了罗马天主教,但是严厉程度不及日本(中国基督徒也被迫像日本基督徒一样践踏十字架)。即便在1773年耶稣会被教皇解散之前,供职于清廷的传教士也只限于担任技术人员(如画师、乐师和建筑师),在思想上却无足轻重。他们失去了作为中西文化纽带的作用。
 
耶稣会士与中国科技
 
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数学、医学等领域的本土传统有何影响,一直是一个有趣的问题。我们知道,西方的军事优势是科技的产物,它迫使中国同欧美建立更紧密的联系。1840年的战场上,英国的炮舰就像今天的飞机坦克集群一样,具有决定性的意义。中国军事技术的不足(鸟铳手、骑射手、旌旗招展的战船),是科学落后的象征。但是,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物质文化总是落后于西方,则又大谬不然。中世纪的中国更早地应用了印刷术、指南针和火药,昭示了她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。虽然现代世界已经从中医药典中找到了有效药物(如麻黄素),虽然许多中国匠人的成就被公认为史无前例,但中国科技的本土根源尚未得到深入的考察。19世纪中国的技术受到西方影响的程度,至今仍没有定论。
 
士大夫很快发现了耶稣会士在数学方面的优长。在中国,从13世纪起,算盘逐渐取代了古老的算筹,建立在算筹算法基础上的中国数学逐渐湮灭。到16世纪末,即使是最顶尖的学者也对高等数学一无所知。1607年,欧几里得《几何原本》的汉译本问世;随后,一些耶稣会士的数学和历算著作也相继刊行。中国士大夫对于数学研究的兴趣又被重新唤起。西洋算法需要一步一步写下推导的过程,这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恐怕远大于算盘。在清朝前四位皇帝的治下,钦天监几乎一直由天主教传教士掌管。康熙帝曾亲自跟耶稣会士学习数学,还选拔一些官员在专门学校里学习数学。百余年间,中国数学家学习数学只能靠洋人和西书译本。直到1770年,才有人将稀见的古代数学著作重印,并加以研究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数学著作重现人间,14世纪之前的中国数学史才渐为人知。然而,这并不妨碍西洋算法的通行,因为用西洋算法足以理解和解决中国古书上提出的问题。没有人再费力去学怎么摆弄麻烦的算筹。就这样,到了18世纪末,人们对古代数学的兴趣重新燃起,而百年前传入的西方数学仍然能得到充分的接纳和研究。1850年之后,更多的近代西方书籍被翻译成汉文。
 
1637年问世的《天工开物》总结了中国的机械技术。这或许是当时的物质和科学条件所能允许的最高水平。早期耶稣会士介绍了一些用机械节省人工的想法,但是没有引起普遍的兴趣。在诸多西洋器物中,最受中国人追捧的是钟表、风琴、望远镜和眼镜。但是中国工匠只仿造了眼镜。
 
在医学领域,1635年一部耶稣会士的解剖学著作得以刊行,但并没有引起中国医学界的兴趣。中国也进口了一些西药,比如奎宁,然而数量实在太少,难以产生持久的影响。西医在中国真正的开端是1805年亚历山大·皮尔逊(Alexander Pearson)医生引入牛痘接种技术。该技术一开始局限于广州一隅,但是很快传播到了全国各地,同样被中国大夫所采用。新教传教士发现,中国官绅不仅允许,有时甚至支持开办人道机构。于是从19世纪30年代起,他们开始建立免费的诊所和医院,视其为传教的最佳手段。此后,西医和西医教育在中国稳步成长,而中医在外科手术之外的领域仍然屹立不倒。
 
测量和绘图是耶稣会士带给中国的另一门技术。1707年至1717年间,清朝开展了全国性的地图测绘,这项工作是由耶稣会神父和他们培养的中国学生一道完成的。南疆和伊犁平定后,其中一名学生还参与了当地的地图测绘。此次所绘地图之精确,是东亚地区前所未有的。但是在中国,这批地图有的甚至未能刊印,即使刊印的也流传不广。只有在欧洲,这些地图才得到了充分的利用。18世纪中叶之后,西方的测绘技术在中国失传了,直到百年后中国人才把它当作一门新学问从头学起。
 
总的来说,中国虽然从早期传教士那里获得了西方技术,但其残余的影响微乎其微。即使是现在,其贡献也鲜有人承认。而与此同时,反西方的政治传统已经生根发芽了。
上一篇:在埃及沙漠中发现最古老的基督信仰隐修院下一篇:返回列表
发表评论
用户名: 密码:
验证码: 匿名发表
发布人身攻击、辱骂性评论者,将被褫夺评论的权利!
评论(共有 0 条评论,点击查看更多)
推荐资讯
百岁圣言会士郭福德神父回忆录:一生的追随
百岁圣言会士郭福德神
圣座颁布《弥撒讲道规则》,帮助司铎准备弥撒讲道
圣座颁布《弥撒讲道规
有关成义/称义教义的联合声明
有关成义/称义教义的
请不要以讹传讹,澄清法蒂玛圣母第三个秘密!
请不要以讹传讹,澄清法
圣座新闻室向各界介绍记者向教宗做的访谈纪录“世上的光,教宗,教会,时代的征兆”
圣座新闻室向各界介绍
天津西开总堂开拓福传新途径
天津西开总堂开拓福传
据报道: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承认自己是基督徒
据报道:前苏联总统戈尔
忆我可敬的老师——高可贤主教
忆我可敬的老师——高
相关文章
    无相关信息
栏目更新
栏目热门